巴中市举办首届“巴食巴适·巴中味道”厨艺大赛

文/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，凤凰网政能亮总编辑

如果问1+1=？相信不少人会脱口而出，这有何难？

如果在都市圈或在区域一体化里问“1+1=？”，估计不少人要迟疑。

不久前，受江苏省区域发展研究会邀请，我前往南京参加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、优化“十五五”江苏区域发展布局研讨会，被聘为江苏省区域发展研究会学术与咨询委员会副主任，同时作了题为《重新认识“本地风光”：从“源动力”到“动力源”》的主旨演讲，并在“政能亮”撰写了题为《“长三角”：重思“源动力”，成为“动力源”》的政论。

就在此次南京之行的一周前，2025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刚刚在江苏南京举行，会议主题是“协同提升长三角区域创新能力，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”。

不管是演讲，还是撰文，我都用到“源动力”和“动力源”两个概念。最近刚被醴陵市聘为“城市观察员”的缘故，从“长三角一体化”，我也联想到醴陵市所在的“长株潭一体化”，虽然一个是跨省，一个是省内，战略定位与规划设计各不相同，但有一点是相似的，即区域发展的“源动力机制”，无论是作为区域的“我们”，还是作为区域中某个区县的“我”，这个问题都无法回避，只有作为“我”的驱动力，与作为“我们”的协同力，合二为一，同频比翼，“一体化”才可能焕发出更大的效力。反之，无论是“我”的驱动力不足，还是“我们”的协同力匮乏，“一体化”只可能看起来很美。

无论哪个区域的“一体化”，如何拉近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，一直都是一个必须直面也无法轻松的问题。

01区域一体化：从“源动力”到“动力源”

严格来说，无论是“城市群”还是“都市圈”，无论是“同城化”还是“一体化”，不管是在学术研究层面，还是在政策运行层面，都有相对明晰的界定，但在很多人的眼里，这些都是大同小异的。无论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，还是区域重大战略，都涉及一个现实问题，就是要打破自家“一亩三分地”的思维定式，一方面，是关注“驱动”，即“动力机制”，另一方面，是关注“协同”，即“协同机制”。

此次在南京参加研讨的专家，大多长期关注区域发展。在“动力机制”方面，像江苏省区域发展研究会创始会长、学术与咨询委员会主任张颢瀚教授，国内最早开始研究长三角一体化的学者之一，近20年前出版的《长江三角洲一体化进程研究——发展现状、障碍与趋势》，至今仍有其独特价值，他当时曾提出，要关注大都市圈成长的动力机制，包括区域竞争的压力与动力，规模性、差异性和互补性的区域空间引力，政策与规划的推动力等。

在“协同机制”方面，像江苏省区域发展研究会新任会长刘西忠研究员刚刚出版的专著《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协同：现代化都市圈》，不仅深入探讨长三角一体化中的都市圈和区域协同，还在跨区域协同视角下观察国内的省域都市圈，提出既要注重都市圈内部的协同，还要注重都市圈之间、都市圈与非都市圈城市之间的协同，促进城市群内不同都市圈共同发展，彼此之间相互融合，边界不断地被打破。

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，伴随着以城市群、都市圈为代表的区域发展一体化进程，研究界已将“驱动”与“协同”视为区域发展的核心议题，而这不仅是区域发展的底层逻辑，也是“源动力”所在，正视这个问题，才有可能加快、加深一体化进程，才有可能逐步成为“动力源”。

从1982年湖南省内首次提出“长株潭经济区”构想这一概念时，醴陵还只是湘东一座以陶瓷闻名的传统工业县城。过去的四十年间，伴随着撤县改市，今日的醴陵早已被世人“刮目相看”，2024中国百强县市，醴陵市排第64位，2024中国中部地区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市，醴陵排第10位。

一座县域城市的快速生长，也映照出一个都市圈的“共生哲学”：一部县域经济与区域战略的良性互动，一场关于“我”（个体城市）与“我们”（区域共同体）的辩证实践。

02“我们”的参照定位：从“区域认知”到“区域认同”

“长株潭”如何发展，虽然发展战略早在1997年“长株潭一体化”专题会议就被提出，相关政策可以追溯到四十年多前的“长株潭经济区”构想，但前期的探索、论证、磨合，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段，并且，由于利益共享机制等问题尚待解决，包括产业协同在内的诸多进程一度较为缓慢。

按照日本学者木内信藏的“三地带学说”，大城市圈层是由中心地域、城市周边地域和市郊腹地三大部分组成，并依次从市中心向外有序排列。资料显示，早期政策大多聚焦长沙、株洲、湘潭三市的“中心区域”，醴陵市与浏阳、宁乡等县级市，属于外围拓展的“周边地域”，更多承担产业转移承接和特色产业培育的功能。

真正意义的“一体化”，2020年是一个关键的“质变”节点，“长株潭一体化发展要继续抓下去，抓出更大成效”。2021年，随着湖南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印发《长株潭一体化发展五年行动计划（2021-2025年）》， “一体化”明显提速，除了“中心区”的定位，明确提出“中心区以外的浏阳市、宁乡市、醴陵市、韶山市、湘潭县等区域，提升长株潭整体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能力，打造最具潜力的现代化都市圈。”

其中多项措施涉及醴陵，如在高速公路方面，“加快建设宁韶、江干、醴娄扩容等高速公路，规划建设沪昆高速金鱼石至醴陵段扩容。”“以长株潭三市主城区为中心，一小时通勤距离为半径，扩大对浏阳、宁乡、醴陵、韶山等区域的经济吸引力和产业集聚力，打造长江经济带最具增长潜力的都市圈。”

涉及醴陵市的具体项目，都侧重公共层面，一个是推进醴陵市等区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，健全城乡垃圾收转运和处置体系，加快餐厨垃圾应急处置、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，一个是加快醴陵陶瓷博物馆升级改造，联动沩山醴陵窑群、群力瓷厂遗址等，擦亮湘瓷品牌。

202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、湖南省政府正式发布《长株潭都市圈发展规划》。

一年后，这一进程再次提速，2023年，《长株潭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（2023-2025年）》发布，目标更为清晰，着重在产业协同、交通便捷、服务共享生态治理等方面：到2025年，长株潭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.5万亿元，常住人口达到1750万，城镇化率达到80%。涉及醴陵市，则提出“支持宁乡高新区、醴陵经开区、湘潭天易经开区等园区提升对主导产业的配套能力”。

从一体化史的维度看，区域发展始于“区域认知”，成于“区域认同”，在这些政策设计的演进中，醴陵在“一体化”中的参照定位“画像”也在逐渐清晰，慢慢从“他们”/“你们”转变到“我们”，而“我们”对“我”也有了更高的期待。

03“我”的自我定位：从“城市真相”到“城市亮相”

由于“长株潭一体化”的“拐点”出现在2020年，之前关于三市下辖各县的描述若隐若现，若即若离，而各县在参照定位上也无法清晰跟进。

比如，醴陵市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，优化城乡规划，提出按照“一城三片区”、“一心六组团”、“一环三纵横”的发展格局，“以株醴新城为重心，在西北部打造长株潭产业转移承接地组团，形成长株潭都市圈的卫星城”。显然，这个“组团”也是向“长株潭一体化”靠拢，不过，在功能上仍然侧重“产业转移承接”。

在“长株潭一体化”中“我”，醴陵的“拐点”出现在2021年。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鲜明提出，务必牢牢把握醴陵在贯彻“三高四新”战略中的新担当，长株潭一体化和湘赣边区域合作的新机遇，按照株洲市“一核一圈一廊”区域格局，统筹推进规划、交通、产业的融城对接，加快建设株醴都市圈。

随后，相关定位描述愈发明朗，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，全面融入长株潭一体化，在区域规划上，主动融入长株潭一体化，完成株醴融城空间规划。深化湘赣边区域合作，落实“三年行动计划”，加强与周边县市规划的对接融合，全力建设湘赣边区域性中心城市。

2023年，醴陵市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“加快融入长株潭一体化”，大力度推进区域融合，“主动融入强省会战略和长株潭都市圈建设，构建交通互联、产业互融、红利共享的发展新格局。”同时，随着城市定位的清晰，各种项目建设紧随其后。

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，“协同”意识开始凸显，“协同高效加快区域融合”，从之前的“全面融入”“加快融入”改为“纵深推进”，统筹抓好城乡区域融合发展。并且，强调“区域协调提质”，株醴融城进入实质性阶段。同时，也将“高层次协同”作为目标，主动对标《长株潭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》，从规划同图、交通同网、设施配套等方面协同发力，推动株醴新城整体高效开发，做好渌水航道、城际铁路延伸等重大项目前期，加快建设通勤便捷、功能互补、产业配套的长株潭卫星城市。

2025年，醴陵市则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显示出稳健，一方面强调工作的“方法论”，坚持“聚焦、裂变、创新、升级、品牌”工作思路，坚持“能快则快、宜慢则慢、实事求是、不唯数字”，以“创新成果转化年”“项目攻坚提质年”和“对外开放提效年”活动为抓手，另一方面，“方向感”也更为明确，全面融入长株潭一体化，加快推动“三个走在前”。

在历届醴陵市政府工作报告中，与“长株潭一体化”的关系定位与认知措施的演进，无论是在全国强县榜单的排名，还是借助“捡瓷器”等文旅活动的声名鹊起，醴陵这座湘东小城正在一步步为外界发现“城市真相”，真正走向“城市亮相”。

04在“我”与“我们”之间：从“省界边城”到“门户城市”

在区域发展一体化中，首先要面临的最基本叩问，就是为什么要“一体化”？

所谓的“驱动”，是说“一体化”能给“我”带来什么？

所谓的“协同”，是说“一体化”中的“我们”该如何做？

发生学上溯源，1982年12月，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张萍向湖南省政协四届六次会议建议，“把长沙、株洲、湘潭在经济上联结起来，融合到一块，逐步形成湖南的综合经济中心”。

现实层面，“一体化”中的“我们”，大多地缘相近、人缘相亲、文缘相通、商缘相连，从发展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的视角看，交通、资源、产业、金融等要素的协同，能加速资源优化配置，提升整体运行效率，增加本地区的综合实力与核心竞争力。

从更高的层面来看，则是借助区域协同，解决区域发展中不充分、不均衡的问题。2020年施行的《湖南省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》，首次以立法形式确立自创区建设应当坚持“省统筹、市建设”和“区域协同、部门协作”原则。2023年出台的《长株潭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，则在空间治理层面提供了另外意义的战略定位，这些都给“我”更多的独立治理空间。

在“我”与“我们”之间，更深层次的“驱动”，更高层面的“协同”，则意味着“中心/边缘”的结构关系重构。目前，醴陵市处于两大战略交汇点，如果以“长株潭一体化”为中心，不管是“全面融入”，还是“积极融入”，速度可以再快，距离可以更近，但在地理空间上，依然无法摆脱“省界边城”的色彩。如果同时以“湘赣边区域合作”为中心，则无论是对“长株潭一体化”而言，还是对湖南省而言，醴陵都称得上是“门户城市”，“枢纽”的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。

当然，这种意义的“门户城市”，不仅仅体现在地理意义、物理意义的结构关系重构，更体现在经济意义的势能地位，2024年醴陵GDP达952.6亿元，同比增长7.1%，即将跨入“千亿时代”，增速高于湖南全省平均水平。

研究者认为，理想的现代化都市圈，应当是交通成网、产业成链、城市成圈，至少形成五个圈：高效率通勤圈、高质量发展圈、高品质生活圈、高黏性文化圈、高效能治理圈。

当醴陵从“省界边城”蜕变为“门户城市”，如何更具“驱动”，更能“协同”，将是下一个需要直面的“辩证命题”。

日前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，在部署城市工作的重点任务时，提到要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，着眼于提高城市对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承载能力，发展组团式、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，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，继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，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。

这也说明，城市的生长将要更加注重对城市发展规律的尊重，无论是都市圈发展，还是城镇化建设，关键在于协调、融合。

反观醴陵的“长株潭一体化史”，也证实了区域发展一体化的发展，需要追求的是各美其美、美美与共：既能在“我们”的格局生态中，保持每一个“我”的差异定位，独具特色，同时，透过每一个“我”，都可以看到“我们”，通过每一个“我”，都可以读懂“我们”。（完）